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2025年8月29日做出判决，以7票对4票的比例认定特朗普政府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全球关税政策超出总统职权，属于违法行为。

这一裁定直接涉及对中国加征的关税部分，明确指出总统无权单方面征收此类税费。这体现了美国内部司法体系对行政权力滥用的制约，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推动更均衡的国际贸易环境。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2日推出对等关税体系，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置10%基础税率，对贸易赤字较大的国家征收更高比例税负，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成为主要目标。这一政策源于特朗普对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关注，但实际执行中引发广泛质疑。

相比以往美国的贸易调整方式，此次直接绕过国会，使用紧急权力法，标志行政权力的扩张尝试。

与2018年至2019年贸易争端不同，那时美方主要基于301条款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征收特定产品关税，而今应用IEEPA试图将贸易赤字定义为异常威胁，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导致欧盟、日本等盟友也受影响。

诉讼由五家小型企业和十二个民主党控制的州联合发起，这些原告反映出关税政策的负面效应。小型企业无法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灵活转移供应链，进口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直接威胁运营生存。

这暴露了美方政策虽旨在保护本土产业，却打击了中小企业群体的基础。民主党州则强调关税导致地方经济下滑，就业岗位减少，财政收入锐减，将商业问题转化为政治对抗。

法院审查显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旨在应对特定境外威胁，如国家安全或经济紧急状态，并不授权总统征收普遍关税。法律文本中缺乏关税或税收相关条款，宪法明确将征税权归属国会，总统不能通过行政令越界。

这一裁定与2025年5月国际贸易法院初审结果一致，上诉阶段维持原判，进一步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

法院强调紧急法仅为针对性工具，而特朗普关税体系无边界、无上限、无期限，适用于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和国家，税率可变且高于标准关税表，这与法律意图不符。

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钢铝关税，后者基于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聚焦国家安全调查，具有特定范围和国会监督，而此次IEEPA应用扩大解释到极端，从有限保护转向全面贸易壁垒。

原告阵容的多样性凸显问题深度：小型企业如玩具进口商，无法承受40%转运税，供应链中断导致订单流失；民主党州如纽约，通过数据证明关税推高消费品价格，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

法院审理过程严谨，审查法律历史，发现IEEPA自1977年制定以来，主要用于资产冻结或制裁，从未涉及全球关税征收，这与特朗普政府的辩护形成对比。美方律师主张法律允许总统调节进口，包括税费，但多数法官驳回，认为这破坏宪法分权原则，导致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

投票结果7比4反映司法分歧，四位异议法官认为IEEPA在外交领域赋予总统宽泛权力，但多数意见坚持宪法核心，征税须国会授权。

这次裁定比以往贸易诉讼更注重程序正义，例如初审时法院暂停关税执行以待上诉，避免经济震荡，但上诉后维持非法判定，推动美国宪政体系对总统贸易决策的严格把关。

此裁定暴露了美方政策的内在矛盾：特朗普声称关税让中国付出代价，却先在本国引发反弹。中国企业在此期间优化供应链，转向东南亚或欧洲市场，同时加强技术自主，减少对美依赖。

相比之前的贸易战，这次事件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如半导体、电动车领域投资增加，自给率提升。法院过程还包括补充发展，如国会预算办公室评估关税减赤，但法官未采纳，认为政策合法性优先。特朗普团队辩护中引用历史先例，但法院区分IEEPA从未用于关税。

这一裁定从法律层面制约美方对华施压，促进公平贸易环境。中国借此机会，强化与亚太伙伴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此事件凸显了美内部制衡机制作用，有利于中长期贸易稳定。中国企业可据此调整策略，增加对欧投资，分散风险。

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回应，批评法院党派偏见，并坚持关税继续执行，白宫随即宣布向最高法院上诉。

政府考虑备用方案，如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征收最高15%税率，期限150天。同时探讨结合第301条款的双重路径，试图绕开当前法律障碍。

裁定定于10月14日生效，下级法院需评估适用范围，是否限于原告商品或全国通用，这为白宫提供操作余地。目前，上诉程序启动，但关税暂未变动，避免市场剧烈波动。

中国代表团同期访美开展经贸磋商，面对美方压力，保持稳健姿态，与各部门接触有序推进。

这次裁定削弱美国在谈判中的强势地位，暴露内部司法与行政冲突。对中国而言，这有助于缓解贸易压力，促进公平对话。全球供应链逐步恢复平衡，中国企业借机优化出口策略，提升竞争力。